为纪念武昌佛学院创始人太虚法师，于武汉莲华寺内设立太虚讲堂。秉承中国历史上玄奘法师、武昌佛学院太虚法师传承的慈氏学。对其他利益众生的佛教正法思想兼容并包，八宗并弘。
附：一代佛教领袖太虚大师
于凌波
释太虚，俗姓吕，乳名淦森，浙江省石门县（后改名崇德县）人，清光绪十五年（1889年）夏历腊月十八日，出生于浙江省海宁州（民国改为海宁县）的 长安镇。父亲吕骏发，是石门县乡下的农家子，10余岁时孤苦无依，到海宁州长安镇，投入泥水匠张其仁的门下学艺，从学多年，学会了泥水工的粗细全套功夫。 张其仁见他能干精巧，就将16岁的女儿许配给他，纳他为赘婿。这是光绪十五年（1889年）初的事，是年年底，乳名淦森的太虚就出世了。
不幸第二年吕骏发一病身亡，出生8个月的太虚就成了孤儿。他的母亲张氏，带着他在娘家守寡了4年多，就由生母作主，再嫁到邻县的石门县洲全镇李姓人家。自此，太虚就由他外祖母抚养。
他的外祖母姓周，信奉道教，道名理修。他本是江苏吴县的富家女，出嫁后，丈夫死，家人星散，她带着一个四、五岁的儿子逃难到浙江海宁州的长安镇，嫁给张其仁做续弦。婚后又生一女，就是太虚的母亲。
张其仁前妻也遗留下一个儿子，名张祖纲，算是太虚的大舅，开米店为生。周理修带去的小儿子张子纲，是太虚小舅。张子纲读过书，赴过童子试，因患吐血病染上了鸦片烟癖，在乡下开蒙馆糊口。
太虚的外婆因信奉道教，在女儿再嫁后，带着外孙到长安镇外3里处的大隐庵修行。她的儿子张子纲也就在庵中设了一处蒙馆。所以，太虚依他外婆在庵中长大，也随着他舅父断断续续的读了几年书。
太虚13岁时，外婆把他荐入长安镇沈震泰百货店做学徒。由于那时他染上虐疾，做了几个月，因虐疾时发，为店中辞退。外婆一向对他疼爱有加，就把他再接回庵中休养，温习四书，学习作文。
第二年，外婆又送他到镇上的朱万裕百货店做学徒，百货店的老板喜爱看小说，太虚在店中空闲时，也看了许多如《七侠五义》、《水浒 传》、《今古奇观》、《聊斋志异》之类的章回小说。如此过了一年，他已16岁，智识渐开，内心的苦闷也愈为增加。这时他生起了出世的思想，决计到普陀山去 出家。
在夏历四月初的某一天下午，他把衣服穿整齐，带着他工资积下来的七、八元私蓄，藉故离开长安镇，目的是去普陀山。但是一个16岁的 大孩子，头一遭出门，竟搭错了到苏州去的船，他发觉后由中途的平望下船，当地距莺豆湖边的小九华寺不远，他想起9岁那年随外婆朝九华山，曾到寺中去过，既 然要出家，何不就在此处出家?
他进入小九华寺，找到士达和尚，说明来意，士达收留了他。士达对他说，十方丛林，不能剃度徒弟，所以10多天后，带他到苏州木渎灵 岩山的一个小庵中，为他剃度。士达是禅宗临济派，乃给他取派名唯心。士达的师父奘年老和尚，住持宁波团桥头玉皇殿，所以太虚在灵岩山住了几个月，士达领着 他到宁波，托请奘年老和尚照应他。奘老和尚是太虚的师祖，对太虚极其慈爱，带他到镇海就医服业，医好他的宿疾虐疾病，并为他立了个表字叫“太虚”。
太虚出家之年，虚岁16，实足年龄不到15岁，那是光绪三十（1904年）年夏天的事。他5月剃度，9月到宁波奘年老和尚的玉皇殿，11月间，宁波天童寺传戒，奘年老和尚陪着太虚到天童求戒。
当时天童寺住持是八指头陀寄禅，也是这次传戒的得戒师。佛制沙弥年满20始能受比丘戒，可是那个年代没有身份证一类的证明文件，受 戒前问：“年满20了吗?”求戒者答称“已满”就可通过，太虚就是在这种情形下受戒，虽然他心中也不以为然，但习惯如此，也就只好从俗了。那次受戒的共 120多人，未满20岁的有四、五位，还有一位比他更小一点的。
受过戒，奘年老和尚特备了一席斋，请寄禅写介绍信，送太虚到永丰禅院学经。寄禅看出太虚神慧，堪为法器，有意栽培他，当下修书介绍 他到永丰禅院依止水月法师。水月名岐昌，以表唱水陆忏文名于时，且善属文，宁波寺院一般缘起、疏启一类的文字，大都请他来做。太虚到永丰禅院几个月的功 夫，一部《法华经》已读诵得滚瓜烂熟。水月很器重他，让他住在内库房，这段时间太虚阅读了《指月录》、《高僧传》、《风洲纲鉴》；继之开始受读《楞严 经》，并买了《诗韵》，学习作诗。
这时，圆瑛在天童寺，从寄禅和尚习禅，常到永丰禅院访水月法师。圆瑛长于诗文，太虚正在学诗，二人遂由诗文结为朋友。圆瑛出生于光绪四年（1878年），长太虚11岁。
太虚18岁时，到天童寺去听道阶法师讲经。那时听经叫做“学教”，讲的经不外是《法华》、《楞严》或《弥陀疏钞》。讲的方法，或依 天台四教仪讲，或依贤首五教仪讲。道阶是南岳默庵法师的传人，精于天台，兼通贤首与唯识，是那时一位很叫座的法师。太虚由于学教的关系，就搬进天童寺住入 禅堂中，并学习坐香、跑香、吃放参、敲教香、当值、出坡等。在这段时间内，寄禅和尚给他许多精辟的开示。他和圆瑛见面的机会更多，圆瑛约他在御书楼上关圣 像前，订盟换帖结为兄弟。
翌年，他在天童寺听道阶法师讲《楞严经》、《相宗八要》及《贤首五教仪》。道阶法师在讲堂上称赞阅藏的利益，圆瑛鼓励并介绍太虚到汶溪西方寺阅藏。于是，天童寺的经期一完毕，圆瑛就陪同太虚到西方寺，为他引见净果和尚。净果安置太虚在藏经楼阅藏寮阅藏。
太虚在西方寺阅藏，对他是一段很重要的经历。后来他在《自传》中说：“圆瑛介绍我到西方寺阅藏，大有造于我一生，故后来他与我虽不无抵牾，我想到西方寺的阅藏因缘，终不忘他的友谊。
他在阅藏期间，一日阅《大般若经》垂尽时，“忽然失却身心世界，泯然空寂中灵光湛湛，无数尘刹焕然炳现如凌空影像，明照无边。”以后，他再阅《法华》、《华严》、《台贤教义》等经论，恍然都像是自心现量境界，不再为语言所拘，过去所有的疑团从此冰释。
太虚在西方寺阅藏期间，结识温州来的华山和尚。华山是西方寺住持净果的朋友，来访净果，也住在阅藏寮，平常翻阅禅宗语录。他是一位 具有新学根底，且具有革命思想的人物。少年时代即已蜚名讲肆，文字辩才均所擅长。他在杭州与松风创设僧学堂，见太虚是有慧根的法器，就对他讲解世界大势、 中国情形及佛教要改革流弊、振兴僧学，才能适应时代潮流等等。太虚初闻此说，不以为然，二人辩论数日，相争莫决。西方寺的净宽为之调解，太虚亦为好奇心所 驱使，表示愿意看看新学的书籍。
华山拿了一部分书给太虚看，包括康有为的《大同书》、梁启超的《新民说》、章炳麟的《告佛弟子书》、谭嗣同的《仁学》、严复译的 《天演论》、《五洲各国地图》等。太虚读后，陡然激发他以佛学入世救世的弘愿热心，使他由“超俗入真”而转到“回真向俗”的路上，也因此与华山深相契好。
结识华山后未久，他又结识了革命僧人栖云。栖云俗姓李，湖南人，闻似中过秀才，弱冠出家，曾从八指头陀参学五、六年，又到日本留 学，加入同盟会。光绪末年，与徐锡麟、秋瑾等回国潜图革命。太虚受栖云革命思想的影响，阅读《民报》、《新民丛报》及邹容的《革命军》等革命书刊，使他有 了“中国的佛教亦须经过革命”的思想。
宣统元年（1909年）初，他受到华山和楼云的怂恿，到南京入杨仁山居士创办的“祇洹精舍”就读。祇洹精舍有学生10多名，出家众 有仁山、智光、开悟、惠敏等人。杨仁老授《楞严经》，苏曼殊教英文，谛闲法师任学监，但只读了半年，祇洹精舍以经费困难而停办，仁山等人学转入江苏僧教育 所办的江苏僧师范学堂，太虚以华山的推荐，到普陀山的化雨小学任教员。年底，又回到西方寺阅藏。
宣统二年（1910年）正月间，栖云由广州来到西方寺，约太虚到广州，协助白云山双溪寺住持月宾组织僧教育会。3月间，二人到了广 州，后来因为月宾是湖南人，与广州当地僧侣有语言习俗上的隔阂，僧教育会未组织起来，暂在双溪寺安住。但栖云与广州的革命人士往来频繁，太虚也时常参加各 种秘密集会。革命党人粗豪放浪，太虚受他们的影响，也变得豪放不羁，失去原来的纯洁循谨。除此以外，他也交了许多的佛学诗文上的朋友，如邹鲁、叶夏声、陈 静涛、邓尔雅等。曾从杨仁山居士学佛的梅光羲，这时在广州任广东司法研究馆监督，二人也时相往还。光羲并以一部新刊印的《成唯识论述记》送给太虚。
太虚在广州的第二年，3月29日广州革命党人起义，七十二烈士殉难，官厅追捕党人颇严，太虚不敢在双溪寺再住下去，迁到江西会馆避 风头。4月9日，栖云为官厅逮捕，并在栖云寓所查得太虚的一首《吊黄花岗》诗，认为太虚有革命党的嫌疑，就派差役到白云山双溪寺拘捕，索之不得。太虚闻知 此事，就匿居到潘达微的平民报馆中。当时，报纸上曾登的太虚的《吊黄花岗》诗，有以“阿弥陀佛的革命”为标题者。后来经过他的诗文之交江孔殷、盛季莹等向 官方疏通，得到官方“速即自离广州，可以不究”的承诺，太虚乃于是年夏天平安的返回上海。
在广州被捕的栖云，被关了几个月后获得释放。民国成立后，他曾担任过团长、清乡司令、兵站司令等军职，后来息影沪上。1947年，太虚圆寂时，他还参加了追悼会。
宣统三年（1911年）辛亥中秋节后，武昌起义，不旋踵各省响应，中华民国诞生。太虚由上海到南京，组织“佛教协进会”，因接受仁 山的建议，在金山寺开会。开会之日，由于新旧派的对立，会场上发生冲突，协进会因而停顿下来。1912年4月，宁波天童寺寄禅和尚出面，在上海组织“中华 佛教总会”，召太虚到上海相助。佛总成立，太虚组织的“佛协”也并入佛总。到了1913年元月，寄禅以保护寺产事到北京内务部交涉，与民政司长杜某发生争 执，当晚在北京法源寺入寂。寄禅的诗友熊希龄，以此事报告袁世凯，国务院以此核准了佛教总会的章程，佛教寺产得到了一点保障。
3月底，中华佛教总会在上海正式召开成立大会，选出常州天宁寺的冶开和热河都统熊希龄为会长，释静波为副会长（事实上实权操在静波 手中），会中通过太虚为《佛教月报》总编辑，仁山亦驻会办事。公历5月13日是佛诞节，太虚主编的《佛教月报》创刊，不过只出了4期，就因故停刊。
民初那几年，太虚以所办的佛教协进会失败，继之八指头陀逝世，使他对佛教的前途颇抱悲观。再加以种种世缘的牵扯，使他对佛教大有离 心的趋势。这时他就以坊间各种新旧译著的小说文学书来消遣。当时流行林纾的译著、李涵秋小说等，他莫不遍读，并常用化名在报纸杂志上投稿，习为文人名士的 落拓疏放，对佛教已若即若离。但使他终不与佛教绝缘者，一者是寄禅生前，曾唤他入其丈室，诵《孟子》“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”一章相助勉；再则他的师祖奘年 老和尚对他始终关怀爱惜。以这两位老人的关系，使他不忍心脱离佛教。
在这几年中，他除了在佛教总会几个月外，不曾做过其他有关佛教的事业，但为僧俗朋友所邀，闲游于上海、宁波、杭州、绍兴等处，结交不少朋友。1914年夏天，他心中善根不断的唤醒他：“不能再混下去了”，终于决定结束这种游荡的生活，到普陀山去闭关。
宣统元年（1909年），他在普陀山的化雨小学任教半年，认得法雨寺的了余和尚。了余闻得他要去闭关，为他准备下锡麟禅院楼上的关 房，备下书桌、书架、器用什物。1914年8月，太虚带了10多件书籍行李的箱笼，到普陀山进入关房。时，印光法师已住法雨寺多年，特来为他封关。太虚在 关中坐禅、礼佛、写作、阅读，日有常课。他阅读各种新旧学书籍，旧的如经史子集，新的如民国经世文篇、严复的各种译著，以及章太炎、梁启超的著作。
翌年春间，他开始精研《三论玄疏》，特于《百论疏》用功尤多。继之在关中著作，首成《佛法导论》，为整个佛法的概观。又作《百法明 门论的宇宙观》、《教育新见》、《哲学正观》、《辩严译》、《订天演》、《论荀子》《论韩愈》等论文。1915年10月，北京政府公布《管理寺庙条例》 31条，条文中予地方官以限制僧徒及侵害寺产的大权。他在关内阅及，审度时势，撰写了《整顿僧伽制度论》一书，备异日施行。
他闭关3年，应该到1917年秋天满期。但1917年春天他动了出关之念，请了余老和尚来为他开关，出关后到前后寺院去看了些朋友。朋友看他样子变了，原来他留了胡须。这年，太虚29岁，留下胡须看起来老成稳健，非复昔年的疏放情态了。
出关之后，到上海、宁波各住了一阵子。这时台湾基隆月眉山灵泉寺住持善慧，请圆瑛法师去讲演佛学，圆瑛事繁不克分身，荐太虚以自 代。太虚以此机缘，游历了台湾的基隆、台中。在台中寓慎斋堂，并应雾峰林纪堂、林献堂兄弟之请，到林宅为说佛法。台湾演讲事毕，善慧和尚陪着他到日本游历 及考察。在日本游历两旬，于1917年的12月下旬回到上海。
太虚大师一生致力于佛教改革运动，倡导人生佛教，讲学弘法，席不暇暖，认真地说，是由1918年才开始的。
大师出关以后，先到台湾演讲，继到日本考察，对于自己在关中3年的研究和创见增加了信心，他立下了整顿僧制的心愿，因而开始他为时30年的改革运动和弘法事业。
1918年，他得到陈元白、蒋作宾、黄葆苍诸人的发心协助，在上海创办“觉社”。觉社以出版专著、编辑丛刊、演讲佛学、实地修行为 宗旨，这是他佛教改革运动的第一个据点。《觉社丛刊》季刊出了5期，为配合弘法需要，于1920年2月改为《海潮音》月刊，这是大师推动佛教改革运动，倡 导人生佛教唯一的刊物。《海潮音》出刊迄今70余年，目前仍在台湾发行，这是中国佛教历史最久的一份刊物。
大师的弘法事业，由1918年开始，数年之间，遍历沪、杭、武汉、北京、广州、长沙，讲席频开，法缘极盛。尤以武汉方面的信众，对 大师的志业支持最为热切，1922年有“武昌佛学院”之创立，为整顿僧伽制度作准备。1923年4月，汉口佛教会成立“宣教讲习所”聘大师为所长，招生讲 习。
1923年暑假，大师主持庐山暑期讲习会，首开自由演讲佛法的风气，使中外他教教徒亦大为惊异。1924年7月，出席在庐山举行的 世界佛教联合会，并发起组织中华佛教联合会。1925年冬，日本召开东亚佛教大会，我国佛教界组织中华佛教代表团，由大师任团长，率团赴日出席。1926 年春，与章炳麟、熊希龄等发起组织全亚佛化教育社（后改名为中华佛化教育社）。7月，拟筹办环球佛教图书馆。8月，南游星洲，10月返国。1927年4 月，出任厦门南普陀寺住持，兼闽南佛学院院长。闽南佛学院是那段时间华南最具规模的佛学院，培育出不少弘法人才。
1928年7月，组织中华佛学会，设筹备处于南京。8月，偕译员郑大朴、赵筹人游化欧美，乘安特雷朋号轮船出发，经西贡、星洲、锡 兰，9月抵埃及、法国。在法时列名为世界佛学苑发起人。10月至英国，11月转比、荷、德国。1929年元月，离德转法赴美，4月经日本返回上海。6月， 当选中国佛教会常务委员，11月当选中国佛学会会长。
1930年春，游化闽南，在南普陀讲经。并应大众之请，连任南普陀寺住持。9月，成立世界佛学苑所属的北平“柏林教理院”，并入川 弘法。1931年四月，以南京佛国寺为世界佛学苑苑址。同月，任全国佛教徒会议执行委员。10月，游化开封、洛阳、西安。11月，在西安被公举为崇仁寺住 持。1932年10月，任奉化雪窦寺住持。12月，辞去南普陀寺住持。1935年4月，大师促成之《佛教日报》创刊，任社长，范古农任总编辑。11月，赴 香港弘法。
1937年，卢沟桥事变，8月大师入川，12月迁中国佛学会于重庆长安寺。1938年10月迁《海潮音）杂志至重庆出版。同年在重 庆组织僧伽救护队，随军服务。1939年5月，当选为云南省佛教会理事长。9月，组织中国佛教访问团，任团长。12月，率团访问东南亚佛教国家，由滇入 缅。1940年元月，由缅甸至印度，转锡兰。3月抵新加坡，转吉隆坡、槟城。4月，访问团于返回星洲后取道西贡、河内返回昆明。
1941年2月，任东方文化协会名誉理事。1943年，与于斌、白崇禧、冯玉祥等发起组织中国宗教徒联谊会，任常务委员（佛、伊斯 兰、天主、基督教各一人）。同年2月，任大雄中学董事长。1944年8月，患轻度中风，在重庆缙云山疗养数月，始告痊愈。1945年春，任西安大兴善寺巴 利三藏院院长。8月抗战胜利，12月出任中国佛教整理委员会常务委员。
1946年元旦，国府授予胜利勋章。4月，返南京，在镇江焦山设僧才训练班，为整理佛教训练人才。8月，抵镇江焦山，主持训练班结 业典礼。1947年3月12日，在上海玉佛寺为退居的震华法师行封龛礼，说法将毕，忽中风旧疾复发，延至17日下午圆寂，享午59岁，僧腊44年。
在中国近代佛教史上，太虚大师不仅是一代佛教领袖，同时也是佛学思想的巨擘。大师的佛学思想，虽然亦得力于他钻研经典和各宗教法， 但对佛学的见解，亦来自亲身的体验。大师幼年，听力敏锐，记忆力过人，几至过目不忘。19岁时，在西方寺阅藏，及阅《大般若经》时：“积月余，《大般若 经》垂尽，身心渐渐凝定。一日，阅经次，忽然失却身心世界，泯然空寂中，灵光湛湛，无数尘刹焕然炳现，如凌虚影像，明照无边，坐经数小时，如弹指顷。”
此后，大师再阅《法华》、《华严》等经论，恍然像是自心现量境界，不再为语言所拘，所有过去疑团从此冰释。
1914年，在普陀山闭关，穷究经论，自《楞严经》中窥得唐代以后中国佛学的纲要，作成《首楞严经摄论》。他认为《楞严经》是中国 佛学的“大通量”：“未尝有一宗取为主经，未尝有一宗贬为权教，应量发明，平等直入。”又称：“此一部中兼赅禅、净、律、密、教五，而又各各专重，各各圆 极。”
大师以《楞严经》为宗本，他的思想并不拘泯于大乘各宗中的任何一宗，而是融合各大宗派，主张诸宗平等，各有殊胜。
大师早年，也是依据古德传统，将佛法分为禅、讲、律、净、教五门。禅者教外别传，属于宗门；讲者包括天台、贤首、慈恩，属于教门；律是出家在家所持的成戒法；净是修学净土；教指的是密教。
普陀山闭关后，他的见解转变，认为小乘只是大的阶梯，大乘才是佛法的根本。小乘在中国仅有毗昙、俱舍、成实三宗，而毗昙、俱舍摄于 唯识，成实附入于三论。早期在中国流行的大乘十一宗，就中《涅槃》归之法华，《地论》归之于华严，《摄论》归之于唯识，于是整个佛法可归纳为大乘八宗，即 天台、贤首、三论、唯识、禅、律、净、密。八宗各有殊胜义，皆以成佛为究竟，唯各宗于一切法所起观行不尽相同，如唯识宗以一切法皆是唯识所变，三论宗以一 切法皆是空无自性。因此，八宗各有殊胜，不能偏废，亦不可说此优彼劣，或彼高此下。此一观念突破了古德判教的传统。
迨及后期，大师于《论大乘三宗》一文中，判大乘佛教为三宗。他在文中说：
往者尝据空与非空不空，合说大乘为一切法空宗，唯识圆觉宗之二宗。然以唯识与圆觉犹可分也。故究竟显了，乃分三宗：
一、法性空慧宗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无漏般若主
二、法相唯识宗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有为唯识主——基师义
三、法界圆觉宗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无为真如主
大师在文中更加以说明曰：
此三宗之差别何在?法性非安立故，一切名相不可施设故，唯用遮词遣破，破无可破，毕竟无一名可得，故唯引发法空般若以通达，龙树系 大乘学属之。法相是安立故，施设诸法名相故，多用表词成立，破亦为立，显了无一法之不建，故当善巧唯识现义以贯持，无著系大乘学属之。法界非安立非不安 立，遮表破立，同时一致，施设不施设，皆不可思议，故是如来大圆觉海之所印证。
太虚大师有两句名言：“行在瑜伽菩萨戒本，志在整理僧伽制度。”在他计划推行的佛教改革方案中，有下列3项重点。他在《我的佛教改进运动略史》一文中提示：
一、革除：革除历代君相利用神道设教的迷信；革除家族化剃度法派的私传产制。
二、革改：革改遁隐为精进修行，化导社会；革改度死奉事鬼神为资生服务人群。
三、建设：建设由人而菩萨的人生佛教；以人生佛教，建设中国僧寺制；更收新化旧建设中国大乘人生的信众制。以人生佛教，造成十善风化的国俗及人世。
以上三点，是大师毕生从事佛教改革运动的总旨趣。遗憾的是，他30年努力以赴，目标并未实现。他晚年在《我的革命失败史》一文中说：
我的失败，固然也由于反对面障碍力的深广，而本身的弱点，大抵因为我理论有余而实行不足，启导虽巧而统率无能，故遇到实行便统率不住了。然我终自信，我的理论和启导确有特长。如得实行和统率力充足的人，必可建立适应现代中国之佛教的学理和学制。
事实上，没有安定的社会环境——30年间战争不断；没有政府的支持——政府只在“寺产兴学”上动脑筋；佛教僧侣本身自觉者太少，狮身虫太多，都是指佛吃饭、赖佛穿衣者流。大师虽苦口婆心，声嘶力竭，其奈独力难撑大厦何?
1947年3月12日，大师中风旧疾复发，京沪杭甬等地的缁素弟子闻讯来集，多方医护。大师以化缘已尽，于17日下午一时一刻，在 玉佛寺直指轩安详舍报。出家弟子大醒、亦幻、尘空、灯霞、月耀、松月、演培，在家弟子李子宽、谢健、沈仲均、卫立民、杨树梅、过圣严、胡圣轮，侍者杨承 多，玉佛寺住持苇一等人均随侍在侧。
3月19日行封龛礼，各界参加典礼者3千余人，备极哀荣。4月8日行荼毗礼于海潮寺，得舍利三百余粒，而心脏不坏，亦满缀舍利。14日，众弟子送大师舍利灵骨至奉化雪窦寺。6月6日，国民政府明令褒扬。
大师一生著作等身，后由弟子印顺、续明、杨星森等编辑为《太虚大师全书》，都700万言。